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年代。在抗战期间西南联大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他们使优良的知识传统得以保持，并培养了大批人才。刘宣庆的《西南联大生活录：绝代风流》为我们讲述了一些罕为人知的西南联大的故事。

  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，西南联大注定要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；次年4月又西迁昆明，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

  “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”。联大建校之初就组成了由梅贻琦、蒋梦麟、张伯苓为最高行政领导（常务委员会委员）的领导班子，其中真正行使管理权力的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明确对蒋梦麟表示：“我的表你戴着”。意思就是“你代表我”。而蒋梦麟的名言则是：“在西南联大，我不管就是管。”他对梅贻琦说：“联大事务还要月涵（梅贻琦字月涵）先生多负责。”由此足见三位校长之间的相互信任。作为当家人，梅贻琦真正做到了“一碗水端平”，将校服务社所得的利润作为额外的月薪平均发给三校教员。他们以国事为重的理念和宽广的胸襟，为联大打造出一片和谐的天地。

  联大的生活环境很差。教授们借以栖身的多是租来的民居，楼上住人，四壁透风；楼下是牲畜圈，臭气熏天。办公桌椅、家居用品多用汽油箱拼凑，这使得汽油箱一时成为抢手货。战乱时期，物价飞涨，米珠薪桂，尽管如此，西南联大还是决定集体减薪。迫于生计，闻一多先生靠治印所得贴补家用；梅贻琦的夫人做“定盛糕”悄悄出售；吴宓、刘文典则靠写些文章来换取一些稿费。朱自清先生的胃不好，可别人请吃饭时常常吃得很多，事后又后悔。非先生贪嘴，实在是饥饿令人生畏啊！教授们教书之余大多辟园种菜，以求自给；学生们每日以“八宝饭”（糙米杂以石子、沙子、老鼠粪、秕糠等煮成的饭）充饥，却依然苦学不已。在那艰苦的环境中，联大人以一种不屈的精神诠释了什么是理想，什么是执著。

  环境虽苦，可他们精神丰盈。蒋梦麟在防空洞里听着炮弹的爆炸声写《西潮》；华罗庚在蚊子成群、跳蚤吮血、两个鸡蛋全家5个人分着吃的境况下写出了《堆垒素数论》和《数论导引》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；王力在屋内雨天漏雨、冬天透风，门外猪牛粪遍地、臭气熏人的环境里创作出《龙虫并雕斋琐语》。他们苦则苦矣，却成绩斐然。刘文典在月光下讲《月赋》，唐兰在课堂上如醉如痴地吟诵宋词，吴宓醉心于《红楼梦》并掀起一股研究《红楼梦》的热潮。他们身处逆境，却风雅不减。看看电影，泡泡茶馆，逛逛地摊买点儿小古董。他们苦中求乐，精神不颓。

  那是一段值得回首的岁月，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年代。联大人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、安贫乐道的精神和赤诚的爱国之心，为国家和民族保存了文脉：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，大多学有成就。其中很多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，后来对中国的建设事业、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  “时穷节乃现”，在联大人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中华精神。时光流转，但往事并未成烟，回首西南联大的那些人和事，怎能不令人唏嘘不已又击节赞叹！（王志强）

  （《西南联大生活录：绝代风流》，刘宜庆著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）